根植于中国的科技外企们不仅要操心当年营收情况，还要费更多的心力去思考、调整在中国的投资与布局。
2020年，是中美科技脱钩的一年。
在前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主导下，美国政府以多种手段加大加速对中国科技企业的制裁。例如，大规模启用实体清单(“Entity List”)这一武器，美国政府全年共将130余家中国企业/机构列入实体清单，这些企业有相当一部分是中国在航空航天、芯片制造、石油勘探等领域的龙头企业，甚至还包括十多所理工科高校;其次，封杀面向个人用户的互联网业务，包括微信和TikTok(抖音国际版);再次，禁止美国人投资与中国军方相关的企业，中国三大运营商与小米等数十家企业均受影响;此外，还持续推动“清洁网络”计划，在国际上游说其他国家将华为、中兴通讯“踢出”全球5G网络建设。
面对美国政府的一波波制裁，中国政府的实际应对举措主要体现在两方面，首先是将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，提出通过“新型举国体制”来解决“卡脖子”问题;其次是出台了两份重要文件，分别为《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》和《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》。前者可视为中国版的“实体清单”，但目前还没有美国企业上榜，后者也是一种反制手段，意味着外国企业若遵守被中国商务部视为非法的制裁措施，可能在中国遭到起诉索赔。
国与国相争，受伤的往往是企业。华为、中芯国际等中国企业所面临的困境被大家所熟知和关心，那么，外国科技企业在中国的日子好过吗?曾被大学生们视为首选就业对象的外企们在中国前景如何?
意外的“金鼠”
《财经》记者综合了解，大多数外企，包括相当一部分美国科技公司2020年在中国业绩不错，有个别公司甚至实现了300%左右的增长。
多个原因促成了这个结果。大背景是新冠疫情导致企业对数字化建设的需求不增反降，但相当一部分外企业绩激增的核心原因是，许多中国政企机构也学习华为那样进行囤货式采购，因为它们已经对美国政府失去了信心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受到制裁。
中国某大型IT分销商的高管向《财经》记者透露，不少中国企业都尽可能地囤短期难以国产化替代的ICT设备和芯片，关键软件的许可证也是一买就买好几年的，一些外企销售去年6月左右就完成了2020年全年的销售，有些甚至达到近400%的年增长，但他没有透露具体哪些公司受益明显。
具体公司很难一一查证，因为并非所有上市公司都单独披露在华业务收入，但一些公开可查的数据和报告印证了上述IT分销商高管的说法。
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，2020年中国大陆进口集成电路1.08万亿元，同比增长9.8%;占全年进口总额约20.1%。
美中贸易协会去年8月公布了《中国商业环境调查报告》。该报告调查了100多家美国企业，83%的美资企业认为中国是首要或者前五大市场，91%的美资企业在中国是盈利的，且49%的企业盈利年增长超过了10%，当然也有86%的公司认为中美关系对在华业务产生了影响。但无论是利润还是市场重要性，中国市场仍然至关重要，近70%的公司对中国未来五年的市场表示乐观，87%的公司表示不会撤出中国市场。
美国企业尚且状态不错，日韩等国家的企业更是受益明显。据彭博社的数据，2020年中国大陆从日本、韩国、中国台湾地区等进口了近320亿美元半导体设备，2019年增长了20%。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(SEMI)最新的报告显示，中国已成为2020年半导体设备的最大市场。
中国政府一直表示强烈反对科技脱钩，坚持改革开放，可以预计，未来在华外企仍会不定期收到来自政府层面的“定心丸”。
牛年的新挑战
但这并不意味着接下来的2021年在华科技外企能够继续顺利延续“好日子”，市场一直在变化。
直接原因是大中型企业/机构的囤货式采购将会告一段落，毕竟鼠年已“吃得”太多，接下来的一两年“胃口”都不会很好，且电子类产品更新换代快，企业知道不能囤太多，否则容易造成浪费。
还有一个长期影响因子，即中国政企机构的信息化采购偏好正在发生较大变化，即从曾经首选外国公司产品，变得越来越支持国产设备与技术，以顺应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的国家战略。
天津飞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飞腾”)暴涨的业绩就是一个例证。飞腾是一家研发国产通用芯片的公司，根据公开报道，飞腾2020年交付了150万片芯片(2019年才20万片)，全年营收从2.1亿元增至13亿元，预计2021年飞腾芯片交付将突破200万片，营收预计超过20亿元。
关键技术国产化是一条漫长的道路，国产化替代也不可能一蹴而就，但接受《财经》记者采访的行业人士普遍认为，这一波中美贸易战与科技冷战势必引起全球科技供应链的重组，唯一的变量是程度多深、范围多广。因此，过去的2020年以及未来数年，科技外企不仅要操心当年营收情况，还要费更多的心力去思考在中国的投资与布局、前进与后退。
去年秋天，GE中国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向伟明为《财经》撰写了一篇文章，叫《跨国企业如何继续赢在中国》。在该文中，向伟明写道：“多年来在华高速发展的外企，都在思考未来该如何在中国继续发展，在全球民族主义抬头的当下是否应该重新思考全球化，是否要重构多年来在中国建立起来的供应链——把它分散到其他市场、或回到本土?”
向伟明表示，对于GE来说，中国市场非常重要，在中国长期发展、持续在本地投资，是GE不会改变的承诺。
另一位美国企业中国区总裁告诉《财经》记者，2020年他所做的重要的事，就是重新“找位置”，即评估在中国的发展前景，寻找新的市场空间。
上述美国企业中国区总裁也表示，有两个理由决定其继续深耕中国市场：一是考虑到该公司在中国的用户群体以广大中小型企业为主，大型企业尤其政府机构占比较小，政府采购偏好的改变对其影响有限;二是对中国市场前景仍然十分看好，中国各行各业数字化建设的需求庞大诱人。
尽管如此，该公司也经历了一波人力的调整，一些曾经主跟政府的销售人员如果不愿意转去拓展中小企业市场，选择了“拿包(公司赔偿)走人”。
“他们倒是走(离职)的挺开心，外企赔偿比较正规和丰厚，他们在政府客户的积累也使其很受本土企业的欢迎。”上述美国企业中国区总裁说。
也有一些外企即便不撤出中国，也可能会逐步降低在中国的投入，尤其是那些主打一些网络安全类产品的企业，或者所在领域有中国企业强势崛起。
不可否认，中国在某些领域确实出现了有较强竞争力的科技企业，比如华为、大疆、阿里巴巴、腾讯等互联网公司，一些外企在中国不复风光，不能完全归因于政治。
向伟明指出，随着中国商业环境改变、中国企业崛起，外资企业只有以开放务实的共赢合作模式，通过与中国的合作伙伴建立长久可持续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，才能在不断演化的商业生态环境下实现持续深耕，在引入全球领先技术的同时提供性价比更高的产品和服务，与生态圈里的合作伙伴协同创新，协作共赢。(作者：周源)
